黃 建龍

【 文｜黃建龍 / 台南公民智庫執行長 】

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長久以來一直是以「古蹟」作為核心打轉，直到2016的大幅度修法後，有了較大的改變，但要改變體質還需要很大的努力，文化資產的價值並非單純體現在建築外觀上，但長期來我們的文化資產保存大多數的經費都是用在基礎調查、修護建築上頭，這些當然非常重要。

但這樣的慣習，長年來約制了文化資產的保存想像與流程，當然並非錯誤，而是隨著修法後，看見天空後，應該有更大空間的改變與進步。

類別的改變意味著文化資產的詮釋樣態改變了，傳統所言的「古蹟」變成只是類別之一而已，有歷史及紀念性建築、聚落、有遺址有文化景觀、地景、傳統藝術與民俗文物…。

他所牽涉的更為廣泛且全面，跨出了建築領域，從都市計畫、考古、歷史學、社會學、哲學到博物館學……，面向更廣，但大多數的保存觀點及組成系統並未跟著法令躍進，很多的文化資產保存並不單純維繫於文資法，透過都市計畫有效地保存埋藏文化財、聚落與都市歷史風貌，透過歷史學、社會學的觀點 。

連結看似無關的各個個體古蹟，人文環境與古蹟的關係，社區營造重建文化資產與社區的連結…這些都是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工作，乃至到近日引起社會重視的湯德章故居的保存集資行動，更是擴及到轉型正義及重建歷史記憶這般更大的課題，文化資產早就不單存只是一個存在的個體而已，他已擴及到看不到的思想與靈魂，理應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了。 國外有太多不深枚舉的例子，從菜市場裡的羅馬遺址，重要的名人故居、歷史現場，大到都市景觀的控制、轉型正義、紀念場域…，這些在人們的生活場域中隨處可見，這些文化資產在生活場域中無所不在，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不一定是每件都是古蹟，有些只是一個說明牌，或一個具歷史意義的紀念碑，存在生活之中的文化資產，從來不特別，因為它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了。

【 文｜黃建龍 / 台南公民智庫執行長 】

河樂廣場的開幕，受到國際媒體關注，大家關注的焦點大多是在荷蘭設計團隊保留「中國城」遺址的設計創意上，其實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個過程中活用都市計畫的創意，因為這才是讓河樂廣場，甚至舊魚市場可以保留且再發展的重要契機。

在地發展的歷史契機

「運河星鑽計畫」與「中國城拆除、海安路景觀改造的府城新軸帶計畫」，是兩個隔著運河的不同計畫，星鑽計畫遷移學校、遊艇工廠，規劃公園、商業用地，一如其他新區域的開發，而拆除中國城、景觀改造，是個花錢的公共建設，期間還要處理中國城上複雜的私有財產損失，一看就是個賠錢貨，地方沒錢，中央給得不夠，當時的市長賴清德，神來一筆將兩個案子合併，創造了新的契機，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善用都市計畫的手法，創造出來的雙贏。

當時因為魚市場的保存爭議，讓這個案子備受注目，從地方發展的歷史來看舊魚市場，可以清楚的窺見他與地理紋理及經濟運輸發展的關係，在魚市場1936年完工前，台南運河早於1926年就已啟用。原來的舊運河(現民權路四段)連結五條港，形成台南城西偏北的水仙宮一帶的繁榮市街，而河道航行的主要控制者是三郊，一個由台南貿易商所組合成的資本家組合。1922年由日本政府主導開闢的新運河，取代淤積的舊運河的運輸功能，在政治經濟上呈現另一層的競合關係。新運河的落成，改變了都市中心軸線，由漢人為主的五條港區域轉變成以日人投資為主體的末廣町，河道運輸的控制者不再是郊商，而是新的資本家。由此來看魚市場的出現，角色就非常清楚，這個與日本最大魚市場「築地」同歲數的台南魚市場的誕生，成為台南人的廚房，擔負起供應台南地區生鮮漁貨的主要拍賣窗口，連帶著發展出冷凍倉儲、運輸等產業，著名的台南黨外運動政治人物蔡介雄當年即是在這裡從事漁業冷凍出身的。

從地理紋理的相對位置來看，魚市場的所在位置在運河盲段（現河樂廣場）的南側，北側則是台南運河海關(現為市定古蹟)，盲段本身則是泊船的所在，因此這三者的存在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鏈：北側管控漁船的進出，盲段停泊船隻，而南岸拍賣漁獲。

台南運河海關列為市定古蹟，而中國城拆除後的河樂廣場象徵了運河盲段的再現，漁市場則凸現了經濟活動的重要軌跡，三者構成此地的歷史，缺一不可。

過去重北輕南城市發展的窘境

2013年公布的「中國城暨運河星鑽細部計畫」，將原星鑽計畫與中國城計畫合併，並以區段徵收的方式辦理，區段徵收的面積達11.23公頃，完成徵收後可提供6.3公頃特定專用區、0.23公頃商業區與4.93公頃公共設施用地（包括公園、廣場兼停車場、廣場與道路等公用空間），透過區段徵收辦理籌措「中國城拆除、海安路景觀改造的府城新軸帶計畫」的預算，這種以開發土地籌資進行建設的手法，是目前全台灣地方政府缺錢但又必須建設開發的雙贏策略，中國城廣場地區地景改造工程面積約5.46公頃包括現今中國城商場、中正路及海安路地區，光此一工程預估費用就要新台幣2億1000萬元，如果不加上星鑽計畫，經費的來源壓力無法解套。

回頭綜觀當時全台灣各地方一般統籌分配預算的窘境，台北輕易就可以獲得中央的青睞，以2016年的比例來看台北市分到396.48億元最多，比人口及面積更大的新北市、高雄市及台中市分別多出105億、116億及154億元；而且台北市平均每人分配統籌稅款約1.46萬元，是新北市等縣市的兩倍以上，台南市僅有187.67億元，不難想像當時的台南市政府面對財政的窘境，又要大刀闊斧的施展計畫的心情。

昔日重北輕南的思維在財政分配上表露無遺，但是販賣土地作為籌措資金的手段真的是唯一且正確的路嗎？端看荷蘭政府從1924年之後就再也沒有賣過任何一塊的公有土地，而德國甚至是大量將閒置的私有地買回，台灣卻是反其道而行，公有土地大量私有化，直接成為台灣房地產狂飆的幫兇之一，同時也讓未來的政府在公共設施的建設上更為抓襟見肘，這種現實與未來兩難的局面考驗著台灣的地方治理。而這次的案例是一個有趣且有創意的作法，這比設計物本身更應該被人關注。

期待未來的發展 都市計畫是空間介入的一種方式，依據不同的使用強度、文化景觀的需求訂定不同的都市計劃的開發規範，例如建築線的指定、使用的現況的限制等，這些都是現行可用的工具與手法。保存與開發一點都不衝突，保留魚市場、拆除中國城再現盲段風華，利用星鑽計畫的開發，獲得保存與公共設施的經費，只是要與不要的一念之間。以文化作為城市定位的台南，面對文化歷史的態度自然要比其他城市標準更高，這不應該只是文化局的事情，這一次加上都發局、地政局，促成了河樂廣場及魚市場的保存，讓運河週邊變得更有趣。